而在解决了内忧之后，摆在赵匡胤面前的就是最麻烦的外患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帝国三大势力”中的第三部分鉴于唐朝节度使的教训，赵匡胤最害怕的其实是当时驻守各地的藩将，这些武将很多都是跟着郭威、柴荣起家的，比如凤翔军节度使王彦超、安远军节度使武行德、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定国军节度使白重赞、邠州军节度使杨廷璋等，忠武军节度使宋偓等等。
尤其最让赵匡胤担忧的是，在建隆元年，赵匡胤刚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泽潞节度使李筠反宋复周的叛乱事件：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和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一起执掌禁军，本来他以外甥身份，是最有资格继承郭威帝位的人，可最后柴荣以养子身份登基，这已经让李重进不满了，到赵匡胤代周自立后，更是点燃了李重进早已躁动不安的心；李筠自后唐时期就战功赫赫，到后周建立，李筠被任命为昭义军节度使，手握五州之地，成为后周抵御北汉的屏障，在赵匡胤登基之后，李筠逐渐有了不臣之心，特别是赵匡胤有意召他入京之后，李筠开始暗地里勾结北汉，起兵反宋；面对二李的发难，赵匡胤带着亲信慕容延钊和义社十兄弟亲征，靠着柴荣留下来的家底，宋军很快就击败了二李，六月李筠自焚而死，九月李重进全家自焚。
二李之乱证明了后周顽固派势力犹在，虽然很多后周朝节度使都没有明显的复国行动，但赵匡胤也不得不防，除了石守信、王审琦之外，其余的义社兄弟在回京后全部被赵匡胤安排任命为节度使，穿插在后周节度使左右，以便监视他们。到了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已经完成了禁军改革，手里握有可靠的兵权之后，赵匡胤就开始向藩镇节度使们下手了。
在当年十月，赵匡胤召集王彦超等人入朝，在后苑设宴款待，故技重施，照着慕容延钊、石守信的先例，再次要求节度使们留下兵权，回家养老或者接受闲职等。这一次，赵匡胤可不像前面那样顺利了，如果是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那王彦超、武行德等人可和赵匡胤半点关系没有，甚至于他们的地位还比赵匡胤高好几个级别，在地方逍遥自在惯了，怎么可能轻易地交出兵权。
除了善于察言观色的王彦超之外，武行德等人没一个想要交权，顾左右而言他，一直把话题往别处引。不过可惜的是，武行德他们不是在自家地盘，而是在赵匡胤重兵分布的开封城里，正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当武行德等人进入开封城时，他们的命运都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百多年后，岳飞也不愿入京接受枢密副使一职，这就是原因了；这些人都经历过二李之乱，眼见有志复国的后周武将下场有多惨，他们大多都是从五代中期就已经上过战场的老将，基本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早已被磨灭光了，而且就算他们能安全撤退，那接着来的义社节度使和禁军，又要如何应付呢？何况赵匡胤这人看着和和气气的，可狠起来连义社兄弟都不留情，三衙之一的殿帅韩重赟，就因为一个未经查实的“私藏亲兵”罪差点被杀，最后还被解除了殿前都指挥使司职位，赶出了京城。
看着面前这个一脸和善的赵匡胤，他背后极有可能还暗藏着刀斧手，就等着一声令下了；所以最后在赵匡胤多次强烈的要求下，后周节度使们也只好把兵权全部交出来，不同于前面的安排，赵匡胤将他们全部安排在京城，授予尊贵的虚职，还顺便和他们做了亲戚，像宋偓的女儿，就嫁给了赵匡胤为皇后，也就是宋太祖的孝章皇后。就这样，赵匡胤将节度使和禁军将领来了一场交换，将后周节度使全部收入朝廷，将可信任的将领外放到藩镇，完成了大宋帝国的军事变动，扭转五代以来的“武将犯上”的局面，也使得宋朝成为一个再度新兴的王朝，彻底和五代时期做了个决裂。
总结：“杯酒释兵权”表面一团和气，内里暗流涌动，稍一不慎就是一场血腥屠杀也多亏了赵匡胤年轻，脑子还不算昏聩，政治、军事手段尚在，所以在他夺兵权的时候才不至于发生刘邦、朱元璋时期那样的以血夺权的情况，也给后世留下一段“杯酒释兵权、君臣情义深”的佳话，赵匡胤也由此成为了世代儒家帝王的表率。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
可是赵匡胤也是矫枉过正了，由于担忧武将乱政，除了中央之外，其军事改革还涉及到了地方，赵匡胤将地方行政权和驻守军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朝廷派去的文官负责，以文制武，成为了日后文官不懂军事、武将不能管事的巨大缺陷。赵匡胤只加强中央禁军力量，而过度分化地方军队，虽然结束了五代乱像，可也导致了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后果，地方战斗力被严重削弱，终宋一朝，辽、金、西夏的外患最为严重，最后造成的就是“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的局面，其国土面积也是历代大一统王朝最小的，全盛时期的疆域连唐朝一半都没有，宋朝被后世人称为“弱宋”，其原因最主要的也在于赵匡胤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