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情过后粮价就趋于稳定，基本维持在十六七文左右，雍正到乾隆时期，平均粮价也是这个水准。到了道光以后，清朝的经济迅猛下滑，规模不一的农民起义开始爆发，社会购买力下降，所以钱也就越来越值钱，一两银可换一吊钱，也就是1000文。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政府需要花钱，于是在准备金（银本钞）以外，增印宝钞（纸币），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货膨胀，促进货币贬值，所以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1600或1700文了。
随着鸦片流入中国市场，白银大量流出，加之战争赔款，使清朝银价猛增，一两白银竟然可以换到2200或2300文钱。所以粮食价格就会跟着暴涨，以至于卖到80文一升。经过同治中兴的短暂恢复，清朝的经济得以好转，所以通货膨胀得到一定遏制，所以粮食价格有所回落。而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清朝遭遇了“二百年未有之灾”，即“丁戊奇荒”，为何在大型灾荒时期，赊刀人还能命中粮价下跌的预言呢？（北方灾民）其实这次灾荒主要受灾地区在华北，继而波及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五省，受灾人口规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
其中重灾区的两千万人口不顾政府封禁条例，直接闯出了山海关，直奔清朝龙兴之地东北，俗称“闯关东”。而这次灾害的赈灾工作其实并非由清政府承担，政府将这个压力抛给了地方大商贾，江南的商贾就要面临白白捐粮的亏本买卖，与其这样，倒不如低价清仓，所以江南的粮食价格一时间反降不增。（灾荒下的维稳）再者，清政府在赈灾时的主导思想并非人命关天，而是防止民变，所以“防流”思想凌驾于“救死”之上，因为在其看来，历史上的饥荒流民往往都是重大暴乱的诱发因素。
所以不管是清政府也好，民间富绅也罢，甚至是国外的传教士，免费开设粥棚进行救济。尤其是南方的商贾，将粥棚开在长江以北，阻碍灾民南下，并在灾民南下之前，尽快清仓，以免出现“抢大户”的暴力事件发生。所以一时间出现较为奇特的现象，即北方一米难求，南方粮价恶性清仓大跌，相比较囤积居奇，保命显得更重要。（等待开仓抢购低价粮食）经营模式分析从这里可以看出，赊刀人的预言至少包含了两种眼光，一是经济眼光，二是政治眼光。
但是具备这样格局的人，还需要赊刀谋利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赊刀人的经营理念更多的是出于赌徒心理。赊刀人作为生意人，走南闯北获得不对称的信息增量是可能的，古代地域差异下的粮食价格存在较大差别，这多表现为地域性的丰歉之别，虽然有粮仓作为调控市价的工具，但市场做出反应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时间差可以被赊刀人充分利用，但要说13年之久的准确预测，要么真是“玄学大师”，要么就得承认“有赌的成分”！不妨换一种思路，倘若赊刀人在此地预言粮价会涨，换了一个区域预言粮价会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