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崛起，最初的根基是明朝政府的“开中制”。盐，国家掌控，在盐场发票，要盐就必须有票。拿票就得干活，按政府的要求，把粮、茶、马、豆、麦、帛、铁等实物运送到边关哨所。山西地狭人多，种粮食养不活人，只能走出来谋求活路，当商人。士农工商，儒家给商人的地位极低，但要活命，没办法。明晚期，管理混乱，官员腐败，从强大变得衰弱，与清政府的战争中，处于劣势，也就是国难了。
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之间有强烈的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之间的贸易从没有断绝过。晋商所处的地理位置，差不多是三方交汇点，明朝，建州女真，蒙古部族。这样的地方，必然就会有各自的利益需求。1632年皇太极入侵明朝，归途中提出交易要求。宣府巡抚、总兵等官员有守土职责，但又打不过，不想被灭，也不敢上报朝廷，私下同意与清政府有了第一次的贸易。
1638年，双方正式互市，在双方官员的监督下的互市。晋商作为商人的一员也参与其中。因为贸易对清政府的重要性，在与明朝的交战中，刻意避开了张家口，使张家口的贸易没有毁于战乱，反而像是龙卷风的风眼而更加的繁荣，其中的商人也得以获利。这算不算发国难财呢？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一笔大宗交易是绸缎。
清政府拿回去给官员做衣服，提高了凝聚了，稳固了权利。因此说晋商是发国难财吗？明政府禁止了吗？因此说晋商发国难财，太冤枉了吧？再说，把明朝政府的无能归罪于商人，是不是推诿踢皮球呢？二、从具体的交易物品，是否传递情报的角度来说，太模糊而无法定义。说晋商给清政府输送各种战略物资，传递军情，都归于晋商头上，一个字“冤”。
当时张家口交易的，有全国各地的商家。买卖的货物是在明政府官员监督下进行的。传递军情太笼统不好定义，因为一方没在意的民生，在另一方就有可能有高层次的解读。是否有个别人因为利益，真的传递情报，也无从得知。就算有，也是比较极端的一小部分人，因此而否定晋商这个整体，有点以偏代全了吧？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各地商家16人，为何只归罪与晋商？所以，说晋商发国难财，有失偏颇！。
为什么咱们中国民间有“猫来穷，狗来富”的说法？
穷汉李良在山上看到王富贵的小黄狗被野猪咬伤了腿，好心救下归还给王，怎料王富贵对小黄狗百般嫌弃，穷极的李良好心收留，结果他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却没想到王富贵来要狗，黄狗的做法更让人意想不到，真是印证了那句＂猫来穷，狗来富＂的说法。清朝顺治年间，广东湛江赤坎村有个穷汉李良，快50岁的人了还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更可怕的是她老婆是个药罐子，长年卧病在床，父子俩一年净的辛苦钱全搭在治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