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我国的封建大一统体制下，皇权和相权矛盾就成为一个跨越千年的命题。而汉武帝时期就是这一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爆发期。內外朝制度的设立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和身居高位的前朝老臣在治国理念上有诸多分歧，另一方面其个人希望放手施展抱负却受制于丞相制度的约束。因此他开始着手削弱相权，而采用的方式就是实行內外朝制度。
扩大侍从规模和权限：刚才提到汉代皇帝身边的政治幕僚机构只有六尚中的“尚书台”，而且人数也只有区区数人，同时尚书品阶较低还仅仅是负责帮助皇帝草拟文书。因此汉武帝首先采取扩大侍从规模和权限的方式来削弱相权，一方面他将自己信任和提拔的青年才俊纳入尚书台，同时还将信任的朝中大臣加上侍中等名号，这种额外的加官让他们可以出入皇宫，参与军国大事的商议。
剥夺丞相的决策权：身边有了可靠的幕僚班底之后，汉武帝即开始剥夺丞相的决策权。以往朝臣的奏章需要经由丞相召集讨论并汇总上报，但身边有人处理政务之后汉武帝就要求臣子的奏章直接由尚书台处理。这就等于变相剥夺了丞相的决策权，此后汉武帝直接绕开丞相府，直接召集侍从班底讨论决策政事。丞相虽然位高但却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只能依照尚书们下发的旨意去执行。
由此丞相领导的三公九卿就转变为执行机构。提高内朝地位：通过上述手段，基本上将政府分成两个机构，一个是尚书、侍中等侍从构成的内朝，一个是丞相为首的外朝。内朝负责决策，外朝负责执行，而且汉武帝还将对丞相的弹劾权放到了尚书台，由此即让尚书们掌握了弹劾外朝政府的权力。本就掌握决策权的尚书加上具有弹劾权就彻底在权力上压过了丞相，再加上卫青和霍去病等武将在汉匈战争中发挥出色，汉武帝顺势在内朝设立大将军和大司马职务，让内朝具备了超越丞相官阶的存在，从而让内朝彻底超越外朝。
内外朝制度对西汉中后期和后世的影响汉武帝所创的內外朝制度对西汉中后期的影响不小，对后世封建王朝的影响则更为深远。相权一蹶不振：由于内外朝制度的设立，西汉初年强势的相权一蹶不振，从此沦为高级打工仔。此后西汉政府均以大将军、大司马为尊。丞相倒反而像个加官，往往成为以大将军、大司马身份执政的权臣给自己再加个丞相的官位。
权力高度集中带来负面效应：内外朝制度对西汉中后期最大的影响反而是外戚专权。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能够很好驾驭政局，他死后幼子即位，霍光以大将军、大司马的身份执政，逐步演变成昭宣时期的权臣。虽然霍光本人没有谋逆，但是在他执政时期甚至可以废立皇帝，足见內外朝制度使内朝权臣拥有的巨大权力。此后西汉朝廷陷入外戚专权的乱局，因为西汉时期还没有通过科举形成士人文官集团，皇帝父系亲属又有擅权篡位的危险，因此皇帝身边只能依靠外戚或者宦官。
